这场危机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推动中国继续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即在严格控制金融体系的前提下开放经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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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亚洲贸易问题专家莱昂·柳说：“中国（在危机最深重之际）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这无疑提高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公民的声誉。”

　　他说：“危机还坚定了中国不要过快开放金融业的决心。”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因没有屈从于自由市场的正统做法（向资金流动开放边界以迅速达到效率最大化）而略显古怪。

　　不过，当1997年夏天危机开始蔓延时，中国却从封闭的资本账户和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所赋予的隔绝状态中获益。

　　另一方面，在1994年为发动出口引擎而将人民币贬值50%之后，投机商的利益减少。而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亦迫使“狼群”到他处猎食。

　　20世纪90年代末幸免于难的经历留给中国一项永久遗产，这就是在开放金融市场问题上要高度谨慎。中国现在仍在汲取当年的经验教训。

　　有关股市的政策是中国谨慎态度的最好例证。鉴于分析人士所谓的非常合理的原因，中国政府在让外国基金进入中国市场问题上仍格外审慎。

　　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邬宏远说：“中国的市场仍不成熟，存在由散户主宰的投机性色彩很浓的因素。

　　“如果与外国投机性热钱相结合，将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最佳因素。”

　　拥有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将有能力应对几乎任何危机，但不会轻而易举地渡过难关。

　　邬宏远说，要付出的金融代价和声誉代价太高了。以往的经验表明，经历市场灾难后，至少需要两年才能恢复。

　　他说：“假如投资者很大一部分国内储蓄付诸东流，中国难以承受势必随之而来的社会动乱。”

　　尽管中国看上去仍易受到类似10年前卷走亚洲大量财富的股市崩盘的打击，但它似乎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另一场金融危机。

　　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总裁戴维·马歇尔说：“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尤其是韩国一样，中国银行业的运作方式有了显著转变。”

　　“10年前，中国各大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政策推动。受政治左右的银行……10年来，尤其是最近5年来，银行的经营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政策职能转向比较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

　　据驻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说，从很多方面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作出的决定的直接结果。

　　他说：“在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出口退税和划拨土地在全国各地兴建工业区等有利政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出口因此大幅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以及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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